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

新政协代表的产生

1949年3月，居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开始广泛接触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但是确定新政协代表人选实在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根据政协筹备会的规定，新政协代表的提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一种是本人申请。

以民主建国会为例，应该产生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7月3日，黄炎培到上海民主建国会总部，与民主建国会同仁沟通出席新政协代表问题。7月9日，民主建国会召开理监事会，提出新政协候选人14名。7月12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新政协会议代表选举工作。7月16日，华东局统战部与民主建国会协商出席代表人选，最终确定黄炎培、章乃器等12人及候补代表2人。

代表名单初步产生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8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就新政协代表名单分别访问各单位负责人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陈琪瑗、沈钧儒、陈叔通、章伯钧、彭泽民、黄炎培、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等12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次日，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谈，讨论参加新政协代表名单问题。

民主人士对名单充分发表意见，中国共产党和政协筹备会高度重视这些意见。一次，周恩来就新政协名单等问题征求民盟中央负责人史良的意见。史良说，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的名额。周恩来回答，这个意见很好，党中央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新中国的妇女一定会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不会受到歧视。经过协商，最终产生的代表名单中妇女代表共68人，超过全部662名代表的10%以上。

为了保证新政协的代表性和广泛性，筹备会照顾各个方面，几度扩大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但正如周恩来所说：“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代表。”

周恩来在9月7日向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做《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就特邀代表问题做了说明：特邀代表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先生、张难先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这是一件大事”

中国共产党邀请众多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参加新政协，有些党员对此颇有微词，说“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有些共产党员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对邀请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参加新政协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思想上一时难以接受，说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这样的话。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多次向党外人士解释，取得良好效果。毛泽东说：这些必须合作，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

周恩来也多次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教育，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看问题，不能这样比。如果这样比，我们开党员代表大会好了，那就不叫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我们的同志有许多可以当代表的而没有当，这是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格呢？不是的。这是因为各人的工作岗位不同。有些过去是反革命分子的，现在也当了代表，就是因为他过去是反革命而今天站到革命这一边来了，既然站到革命一边来了，就不能再叫他反革命分子了。他们起的影响我们不能起，只有傅作义才能开城门欢迎我们进北平。”

周恩来从建设新中国的角度反复向党内干部阐明：“同党外人士的合作，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以前习惯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合作，这是经过了20多年来学会了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大城市，需要和资产阶级合作，和旧知识分子合作，要同反动阵营划分出来的人合作。同这样一些人合作，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经验。这是一个困难。”